假期重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比起大部头史书的艰涩难读和野史小说的非正式笑谈，这本书真是一本易读又深刻的历史小书。书虽不厚，只用不大的篇幅笔墨，从明代后期几个人物入手，见微知著，就将明代朝廷政治的运作机制、当时文化思想的内在脉络、祖宗法度与时局现实的矛盾等问题剖析清楚，并且给出了迥然不同于以往的解读——为什么中国文明几千年，明代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能够顺利转入现代社会，而同期的西欧，抓住机会实现了工业革命，对外扩张，率先迈入现代社会。

《万历十五年》的结论，简单说来就是：中国两千多年，都是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达到极致。作者提出因为中国古代政府以道德代替行政，缺乏精确化管理社会行政的传统和能力，财政税收制度不能与民间经济的发展相配合，才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不能继续发展的关键。“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

《万历十五年》的切入点，是皇帝“怠政”的源起。万历皇帝后期为何突然性情大变，怠惰朝政？有的说是万历成年后，摆脱了张居正、冯保、张太后三把“戒尺”；有的说是万历成年以后血气方刚，连续开展了“万历三大征”后而意满自得，疏于朝政。

《万历十五年》把万历怠政与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立矛盾联系起来，认为怠政是万历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情绪。为什么文官集团一定要在“皇储问题”以及皇帝私人生活问题上锱铢必较，与皇帝难以调和地产生争执呢？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一、 明朝以伦理道德治天下，极其重视表面上、形式上的正义，皇帝本人作为帝国的化身，本身的道德应是理想化的代名词；二、理想化的道德模范不仅适用于皇帝，也应用于对文官集团的标准，为官者要以圣贤为标尺，公正磊落，勤恳简朴，但是万历发现，文官一方面不停地干涉自己的决定，指责自己必须戒除酒色财气，做一个道德无瑕的君主，一方面他们自己却私下贪污敛财、收受贿赂。简直是典型双重标准。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

万历皇帝看穿了这套把戏，说这些言官是“讪君卖直”，把标榜道德作为一种资本来卖弄。由此，他选择以冷漠来应对这些言官，而冷漠则进一步演变为对生活的厌倦，进而从内心世界见诸于行动。

明朝以传统道德治国的方式，不仅在中枢统治集团中造成了矛盾，而且将阻碍经济、社会、军事以及个人思想的解放。他试图从传统道德治国，进而对财政组织方式，然后对经济商业延缓，乃至军事实力衰落，个人思想解放的矛盾。

财政上，明朝的一大特点是财政税收的短距离侧面收受，这种创始于洪武年间贯穿整个明朝的财政组织方式极不利于商业组织的形成。全国布满了这种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黄仁宇认为，假如财政制度是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有较大的进步，金融业也会应客观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相比之下，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也是如此。

再者在地方治理上，地方官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是否安定团结。辅助私人商业的发展，不在于他们职责范围之内。

军事上，明代并非一个军事实力很强的朝代。追本溯源，明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最高点，而相对应的，武官的社会地位则跌到了最低点。俞大猷曾经提出建立一支常备海军的主张，也没有被中央采纳。因为如果建立海军一旦成为事实，有关各省的财政就要从原来小单位之间的收支而被集中管理。与之相应，保证规格和数字的准确，才能取得预期的行政效率以与现代化的军事技术配合。然而，我们庞大的帝国，在本质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

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万历朝这个不起眼的年份，也是整个华夏帝国渐行渐远的背影，也给后人留下深刻思考。

（浙农爱普 邓志梅）